郭廷以（1904－1975）河南舞阳人。一代史学宗师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兼学术奠基人。深受傅斯年、罗年伦治史风格之影响，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，依据丰富确实的史料立论，以重视历史原貌，是实证史学的卓越代表。其史学研究由编纂大事记及整理史料入手，是著名的“南港学派”的创立者。郭先生于晚年旅美访问期间，历时四年完成本书实稿，其后多次修订，于1975年9月逝世之前，尤增补多处，备尽心力。代表作：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（清季）》、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（民国）》、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》、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、《近代中国史纲》等。
历史是延续的，但永远是变的，因革损益，随时而异，其间仅有缓速显晦之别。就中国而论，以19世纪中期以来，最为显著。当时有心之士，已有此认识。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（冯桂芬语）。有人强调为三千余年的大变局，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（李鸿章及王韬、严复语）。致成此一剧变的主因，是由于华夷隔绝之天下，转为中外联属之天下（薛福成语）。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，处境大非昔比，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，甚至存亡系于旦夕。前此的中国并非绝对的孤立，曾接触过许多或友或敌的民族，亦遭受过严重的侵凌，何以未曾使其大变？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认识和忧惧？因为一往所接触的民族，纵能凭其一时武力，乘中国之敝，以图一逞，彼此形势犹可相埒。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。除了强大的武力，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、经济力量、高度文化，一旦彼此短兵相接，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，立国基础为之震撼。于是张惶失措，自处处人，两无是处，遂陷入悲运。“西洋人之入中国，为天地之一大变”（郭嵩焘语），并未过甚其词。任何民族的命运，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，亦即决之于文化。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，有得之于人者，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。集思方可广益，有容乃能致大。文化为人群谋求生存与生活需要的产物，各民族的处境不尽相同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。迨活动范围扩大，见闻增广，人之所长，或为我之所短，如能予以接纳，不惟生存安全无虞，生活亦可随之改进。否则世异势移，在彼此角逐之下，往往为盛衰所系，必须急起直追，纵不能后来居上，最少可并驾齐驱。中国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，且有兼容并蓄的襟怀与理想。华夷之分，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为准，非因血统而异。远方时代，中国的文化成就比较丰厚，号称“华夏”，含有美好与博大之意。如他族亦有其文化，则等视齐观，既不排外，亦不自大。中国民族一面创造自己的文化，并予以推广，一面接纳外来的文化而予以发扬。西元前3世纪以前，中国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亚及西亚的成分。不过当时中国与域外的关系，究属有限。是后情势大异，中国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，气象非凡，特别是在汉代。初期颇受来自北方草原，以战斗为国的匈奴的欺侮。西元前2世纪，雄才大略、英年有为的汉武帝，为了自卫雪耻，决定联好与国，加以膺惩，于是有张骞的出使西域，主动的与外国结交。张骞亲自到过的有中亚诸国，间接得知的有西南亚及地中海沿岸诸国，汉先后与之通使联婚。史学家班固曾说：“圣主制御蛮夷，来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，羁縻不绝。”这就是汉代的外交政策。更有意义的为经济文化的交流，西域诸国爱好中土财货，中国亦欲获得各国珍奇之物，双方往来频繁，每年西去的汉使，达五六辈以至十余辈，远及波斯湾、地中海，东西丝道随之大通。于是汉人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，知道中国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国家，力事争取。后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常不愿称之为“大”。汉代见诸记载的国名，有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。大宛、大月氏为小宛、小月氏的对称，大夏则系指由晋北辗转西徙至中亚的夏民族而言，因其具有文化，故称之为“大夏”，后世的吐火罗（Tukhara）即其音转。对于相距更远的罗马帝国，初名之曰黎轩（犁靬、犁鞬），西元1世纪后，则为“大秦”二字所取代。此一改称，应与班超有关。班超在西域二十年，得知罗马为西方大国，“其人皆长大平正，有类中国，故谓之‘大秦’，复以其在海西，故亦云海西国”。前者就文化取义，后者以地望命名，不仅对等看待，且示敬慕之意。中西陆上交往，为汉代所开通，远洋航行亦为此时之事。西人之从事印度洋活动，容略早于中国，但在西元前2世纪时，中国航海家的踪迹，亦进入此一水域，番禺（广州）因而成为商业都会，交趾、日南同为重要港口。罗马的各种纺织品，多由海道输入。2世纪时，大秦幻人及使节前来京师洛阳。3世纪初，又有贾人到过吴国，吴王孙权遣人报聘，不幸道卒。约在同时，孙权派往南海的使节，谓“外国称天下有三众，中国人众，大秦宾众，月氏（贵霜Kusana）马众”，将罗马、月氏与中国并举。3世纪以后，中国在政治上陷于分裂，为期约三百年，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。代表黄河流域与西域接触的，初为前秦、后秦，继为后魏；代表长江流域与南海接触的为东晋及南朝。商务的往来，佛教的宏扬，尤称盛事。佛教的东传约始于1世纪中期，至2世纪，西域僧人来者愈众。4世纪时，印度的鸠摩罗什（Kumarajira）历受前秦、后秦国主礼待，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；南方情况亦同，佛教与儒、道并行。中国的信徒之不惜冒险犯难，相继西行求法，虽由于喜爱佛教哲理，而佛教的传布不依赖国家的力量，不掺杂政治的或经济的动机，实为中国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。5世纪初，后魏一统北方，与西域的关系益趋密切，洛阳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馆，“自葱岭以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款附，商胡贩客，日奔塞下”，乐中国土风而居者，万有余家。后魏王室虽属胡族，奉行的则为中国文化，仍具有汉化的气概。南朝广州的海上互市，更为发达，番舶每岁数至。隋炀帝的功罪为另一问题，而其亲幸突厥可汗帐中与积极引致西域贡使、胡贾，要可称为壮举。唐代对于外族更是一视同仁，太宗尝云：“夷狄亦人耳，与中夏不殊，以德治之，则可使为一家。”曾接受四夷君长所上而非中国所有的“天可汗” 尊号。皇室与外族通婚在唐代为常事，建勋立业的番人，比比皆是。中叶以后，虽曾酿成祸乱，而大难削平亦有赖胡人之力。唐的西方领域，远达里海附近。时大食（阿拉伯）雄视西亚，威震欧洲，与东罗马势不两立，但唐与双方的关系均颇友好。大食东来使节，多达四十次，东罗马的使节亦七至长安，其中有主教、教士，可能系景教徒（Nestorians）。最早前来的景教徒为阿罗本，太宗命宰相郊迎，亲行问道，为建大秦寺于京师。景教大行于各州。玄宗尝命教士于宫中修功德。及皇室播迁，仍于西北各郡，重行立寺，并有教士参赞郭子仪的戎事，官至朔方节度副使。781年（德宗建中二年）教徒特于长安立碑，以志太宗以来保护宏扬之德。景教之外，尚有波斯的火祆教（Zoroastrianism）、摩尼教（Manicheism），寺宇遍及南北，置官以司祭祀。回教系此时传入，据说太宗曾于广州、长安为之建寺。至于佛教的昌隆辉煌，则为人所共知。互市的情况，又可认识唐代对外态度的另一面。港口仍首推广州，番舶岁至四千余艘，回教徒、基督教徒、火祆教徒、犹太教徒的商贩，多达十万以上。次为扬州、泉州，贾胡约在万人左右。职司海外贸易的市舶使为唐代创置，负有照料番客之责，所以一称好结使，朝廷且下诏存问矜恤。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，以胡人为番长。长安、洛阳亦为其荟萃之所，有的辗转来自海上，有的直接来自陆路，互市监或通事监即为掌理西北诸国交易而设。鸿胪寺于入朝番客，供应食宿，贾商、学生麋集，与唐人共同生活，互为婚嫁，且有登科第、任官职者，颇似今日的美国。8世纪中期，内外情势逆转，吐蕃、大食势张，中亚诸国脱离了唐的羁縻，悍将藩镇称兵割据，河朔中原生民文物涂炭。五代纷扰，每况愈下，政权转移，全由武力攘夺，纪纲廉耻丧亡，王朝兴废，多系契丹的爱憎，国已不国，为期先后逾二百年。宋代勉强挣扎撑持，以元气大损，救敝不遑，欲振无力，所有措施，趋于消极、保守，缺乏恢廓鸿图，一反汉、唐之道，遂由动态转入静态，由开放转入封闭。领导变法运动的王安石，亦劝神宗不可以唐太宗为法，其余可知。南渡之后，朝不保夕，而观念不变，益讲求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养性的向里工夫，必须做到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才算是道统，也是治统。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动则杂有人欲， “人欲之极，犯上作乱”。静与动为治乱安危所系，所以又必须克欲，结果是空论主观的是非，不顾客观的情势。清儒戴震曾说：“圣人之道，使天下无不达之情，求遂之欲，而天下治”，“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，而王道备”。宋儒之所谓理，同于酷吏所谓法，为祸斯民至烈。宋人最重视中外陆上之防，对于海上诸番则一仍旧贯，且优遇有加。一以互市有裨国用，一以番商颇称恭顺，鲜不法越轨行事。元代南海贸易之盛，不让于宋，泉州（刺桐）与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城并称为世界两大港埠，经常泊大舶百艘，小船无数。唐以前往来南海的多为番舶，其后华船渐增，13、14世纪之时，印度洋的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。中西陆路关系，唐末以迄南宋，不复存在。北方的契丹与西方虽有往还，不过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。经过蒙古西征，不只恢复了彼此中断四百年的陆上交通，且更为直接，然其影响于中国者，远不若欧洲之巨。西征目的在于掠夺，汗国建置，在于搜括。西征之后，欧亚间曾有短期的和平，普置驿站，往返十分便捷，西方的外交、宗教使节与商人、旅行家络绎东来，欧洲之于中国确有所获，中国则一无所得，原因为蒙古人并无将异域文化输入中国的愿望与能力。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统治，重建汉族政权，典章制度、风俗习尚，自谓上绍唐、宋，实质上去唐甚远，而与宋为近。“中国居内以制夷狄，夷狄居外以奉中国”一语，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，沿边遍置关隘，显然不是进取之象。对于南海诸国，虽曾加招谕，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。继以倭寇之故，下令禁海，不许通番贸易，仍系锁国退守措施。15世纪初年，明的政策一度转变。成祖锐意经营四夷，对塞北五次亲征，对东北命使抚绥，对西北复通贡市。郑和七次西航，尤为壮举。踪迹远达红海及非洲东岸，海番“贡献迭至，奇货重宝，前代所稀，充裕府库”。此一盛况，为期仅二十年。下番海船，完全停止。此后百余年间，瓦剌、鞑靼接连内犯，北京岌岌不守。今日的长城，均此时所筑，虽为限胡骑，亦为隔内外。同时中、日纠纷层出，倭寇猖獗，沿海被害最烈。千余年来，中国视海上互市为利薮，至是则为祸源，“终明之世，通倭之禁甚严”，亦即海禁甚严，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，认为与外族接触，害多于利，甚至有害无利。影响明人的对外观念尤深的仍为学术思想。中国真正的君主专制政治，形成于明。太祖规定非孔、孟之书不读，非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不讲，尤特崇朱熹。八股取士，亦为他所制定，以宋儒的解说为考试用人的标准，不许自作议论，认定自朱熹以来，圣道已经大明，不烦后人发挥，泯灭了士子的智慧，虚耗了有用的精力，阻遏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进步。16世纪时王守仁指摘宋学束缚了身心的发展，倡心即是理，心明乃见天理，颇尊重个人的思想自由。结果反愈流于空疏，士风日陋，人才日衰，上焉者只知论性谈天，下焉者，疲精死神于举业，“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，即当时之刑、名、钱、谷，亦愕然罔识”。“中国嚼笔吃毫之日，即外夷秣马利兵之日”。迨外患日急，虚骄之气不减，既不能战，又讳言和。时西学开始东传，虽有少数人士受到启示，从事讲求，然鱼烂河决之势已成，终不能挽回既倒的狂澜。清的统治政策与明无大出入，且变本加厉。满人得以入主中原，实由于明的内溃。为使政权稳定，势须取得汉人的支持，同时又须防制权力的旁落。明初不置丞相，及至中叶以后，原备顾问的内阁大学士，卒成为事实上的丞相。清代大学士四人，协办大学士二人，满、汉各半。雍正初年，别立军机处，军务庶政悉归总理承旨裁决，而以皇帝名义行之，内阁遂成虚设。军机大臣常为四人或五六人，以满员居多。明代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权重，吏、户、兵三部尤位高任重。清代有名无实，每部尚书及左右侍郎各二人，满、汉各一，互相牵制，职掌有同事务官，而非决计定策的政务官。另有理藩院，以管理蒙、藏事务为主。尚书侍郎限满、蒙人补授。都察院的长官为左都御史二人，左副都御史四人，其下有给事中及监察御史。给事中按六部分科，监察御史以省区分道，满、汉并用。明代给事中可封驳诏令，御史常巡按各省，清代则非其比，职在稽查官府，纠察有司。大理寺、通政使司与六部、都察院合称九卿。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重辟，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、臣民密封。翰林院为学术机构，亦为储才之地，置掌院学士二人，一满一汉。宗人府、内务府、詹事府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，均为办理皇室事务机构。总督、巡抚在明代为中央临时派往地方的差遣官，清代成为常驻各省的最高军政首长。巡抚每省一人，总督有专辖一省者（不置巡抚），有兼领二省或三省者。督、抚的职责无大区别，亦无统属关系，均直接向皇帝负责。此一重叠峙立的制度，自有制衡作用。编制上，督、抚均为独任，辅佐人员为六房与幕友。六房分职有如六部，以书吏任之；幕友由督、抚延聘，经办刑、名、钱、谷、章奏，参与机要，有如督、抚的顾问或秘书。布政使、按察使省各一人（江苏二人），一掌政事钱谷，一掌刑名按劾。布政使之下为分守道，按察使之下为分巡道，各辖数州、府，此外尚有专司某种特定事务之道，如粮储道、河工道、兵备道、海关道，视需要而设。产盐的地区另设置盐政或盐运使。掌理一省学校文风的为学政或学院，与督、抚为敌体。分守道与分巡道之下为府、县，其长官为知府、知县。一府辖数县，赋役、讼狱、教化、治安俱为知县的职责。介于府、县之间的尚有州、厅，有直隶与普通之分，普通州、厅略同于县，直隶州、厅略同于府，惟辖区较小。
自督、抚至布政使、道、府、县，共为五级，层层节制，事事奉承。加以地域辽阔，交通不便，省内文书往还，有需十余日者，各省与京师之间，且有多达三月余者。满洲兴起，全恃其特创的八旗武力，以旗统民，亦以旗统兵。及征服日广，续编蒙古及汉军八旗，惟不及满洲八旗之众。入关之后，八旗有京营（禁旅）、驻防之分。京营任戍卫京师之责，以满蒙八旗为限，汉军不与。驻防负镇抚地方之责，与汉人分城而居。初仅行于东北及直隶、山东、山西，后渐推及各省。于形胜要地，酌置将军、都统、副都统等，为旗人专缺。将军权位最高，含有监视督抚之意，分驻东南的江宁、杭州、广州，西南的荆州、成都，西北的西安、宁夏、绥远，大都为17世纪后期，即三藩乱时及乱后所置。直隶不设将军，而部署独称周详，所驻尽属满、蒙八旗之兵。统计八旗兵力约二十万，京营驻防各半，兵均世袭。以汉人组成的军队旗用绿色，号为绿营。京城有巡捕五营，约一万人，各省有六十余万，一省多者六七万，少者万余。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所辖，分称督标、提标、镇标，号为训练兵，互不相属。总兵之下为副将，所辖为协，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所辖为营，千总、把总所辖为汛，统名差防兵，平时分守各地，供应差役，遇有征调，临时抽拨，拉杂成军，以防兵权为少数人所有。政治军事的防范外，思想的钳制所关尤大。清提倡理学之力，有过于明。八股取士之制照旧采行，而益加严密。一面悬利禄以收买汉人，使悉入彀中，一面百般折磨，必令俯首贴耳，志气丧尽。考试分为三级，第一级为童试，三年举行两次，须经过县考、院（省）考，方能成为生员（秀才），全国每次录取约二万五千名。第二级为乡试，分省举行，三年一次，分为三场，如试卷污沾，文字违例，不得再入下场。考中者第一名为解元，余为举人，全国每次录取约一千四百名。会试为第三级，在京师礼部举行，亦三年一次，第一名为会元，余为贡生，中试的考卷如发现文体不正，字句可疑，即予除名。继为殿试或廷试，一场而毕，得失升降，决于一日，所试为策论，所重为书法。中试的分一甲二甲三甲。一甲三名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分授翰林院修撰、编修。二甲为进士出身，三甲为同进士出身，共约二百名上下。再经朝考，优等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余分为六部主事、内阁中书或各省知县。庶吉士在馆三年，经散馆考试，然后授官。凭文取士，原已难得真才，进士复以字为重，不通事务，毫无常识者不乏其人。他们是每三年在数万人之中所选拔出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亦为左右政治社会的权势人物。康熙、乾隆二主又尝举行博学鸿儒特科。乾隆巡幸所至，每召诸生试以诗赋，给予科名。复大事采访遗书，整理修订成为巨帙。《四库全书》规模之大，尤为前所罕睹。表面是为了便于流传，实际上是为了统一学术思想。凡有乖经术的诸子百家、异端稗说，概予摒弃。不利清室，有碍于世道人心、君臣名分的著述，分别禁止、销毁或删改。文字之狱更是对于学术思想的直接迫害，文人笔墨如少有不当，即指为诽谤，动加刑戮，株连至广，而以雍正、乾隆两朝为烈。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，一切以集权、防范、压制为尚。君权之隆，君威之盛，超过任何时代。汉、唐君臣之间，尚略有对等体制，宋、明朝仪虽渐森严，臣僚仍可立而陈奏，清则改为三跪九叩。明代百官、布衣皆得上书，清则除部院堂官（尚书侍郎）、给事中、御史及抚、督等外，概不得专折言事。同时厚满薄汉，中央官满、汉虽各有定额，但权位悬殊。军机处并此形式亦无。历任军机大臣汉员不及半数，以慑于满员势焰，遇事惟有缄默自容。地方官的除授，满员常居优先。19世纪中叶以前，督抚大半属于旗籍。旗官兵以旗籍为限，汉人组成的绿营将弁，则满、汉并用。兵卒的调银，八旗高于绿营，升迁亦较绿营为易。一般旗人复享受各种特殊待遇，无处不形成满、汉的对立。汉人之热中利禄者，但知讲习八股，英拔才智之士，因恐触时讳，不敢谈民生利弊、论时政得失，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，以求远嫌免祸，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，不见其大者远者，民族的朝气凿丧，朝野的志趣萎靡。政治上“上下之情未通，满汉之气中阏，大臣阘茸以保富贵，小臣钳结而惜功名”。社会上“清议无闻，而务科第、营货财，节义经纶之事，漠然无与其身”。清朝统治权之真正奠立，是在平定三藩之后。17世纪的80年代至18世纪的90年代，最称盛世，乾隆一朝又被目为盛世的巅峰，其实是虚有其表，中叶已入衰运。晚期贪婪黩货之和珅当政，吏治营伍愈为败坏，民生国计愈为凋敝。嘉庆、道光时上下因循欺蒙愈甚，“朘民膏而殃民者，天下皆是”。八旗虽称能战，但人数有限。入关以后，剿平流寇，并灭南明，以降将之功居多。迨中原略定，八旗习于奢逸，渐失勇锐之气。三藩之乱，康熙采以汉制汉政策，始克削平，绿营实为主力。其后绿营亦趋腐窳，乾隆自诩的“十全武功”，半数以上是将就了事。绿营饷糈菲薄，侵蚀成风；训练不施，兵卒疲弱；战守不足，扰民有余。嘉庆初年，教乱大起，将帅视出征为致富之道，玩兵养寇。道光时军纪愈为废弛，勾结盗贼，吸烟、开赌，一旦征调，雇无赖代充，见敌即逃。康熙后期，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，十之七八来自地丁，即钱粮，次为盐课、关税。岁出以军饷、王公百官俸廉、河工为大宗，收支差可相符，雍正时且有丰盈。乾隆时，由于军费浩繁，挥霍无度，已渐感支绌。嘉庆、道光两朝，叛乱叠起，河决频仍，在在需款，不得不额外加派特征，直接间接均出于农民。农民所入，来自土地生产。清初全国耕地，约六百余万顷，人口约一亿，平均每人耕地约五六亩。乾隆以至道光，耕地约七百万顷，人口增至三、四亿，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亩，纵令“竭力耕耘，兼收并获，欲家室盈宁，必不可得”。加以官吏搜刮，连年饥馑，人民流离，为了生存，惟有铤而走险。清的高压牢笼政策，并不能使人完全驯服，潜伏的民族意识仍在滋蔓，准备相机反抗者不乏其人，以天地会（一称洪门或三合会）为著。此一组织，可上溯至16世纪中期，至郑成功而扩大。稍后再行加强，假托部分神话，而归本于“反清复明”。入会者，通财互济，同生共死。福建、台湾是他们的主要根据地，其后遍及于长江流域及东南、西南地区。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团体为白莲教，历史较天地会为久，宗教（佛教）的意味亦重。元末的反蒙古运动，即以白莲教为中坚。清朝初年，白莲教重张反抗异族旗帜，信者以农民为多，分布于黄河、长江下游。历代变乱，大都起于中衰之世。清代由于民族的不平，虽在所谓盛世，变乱亦屡次发生。康熙以后的武昌兵变，即白莲教所策动，云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台湾的叛乱，为天地会所领导。雍正之世，白莲教、天地会不断骚动。乾隆年间，复转激剧，白莲教一度据有水陆要冲，扼南北漕运的山东临清。天地会一再起于湖北、福建，以台湾的势力为大。此外尚有甘肃的回乱，贵州、湖南的苗乱。规模最大的为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。蔓延湖北、四川、陕西、甘肃。其后白莲教的别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举，党众遍布华北各省。道光时代，天地会及瑶、夷、回的扰攘几无虚日。中国之有海防问题，为明代倭寇发生以后之事，其平定则赖陆师。清初为海上的郑成功所苦，应付办法为迫令沿海居民内迁，不许船只出海，采取大陆封锁。郑氏覆亡，清廷有放弃台湾之议，可见其无意于海上经营，不了解海防意义。嘉庆年间，海盗猖獗，出没粤、闽、浙江海面，飘忽纵横，数年始定。大致看来，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，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。即令无外来的冲击，清的治权已不易保，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，又焉能抵御？本文选编自《近代中国史纲》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。选编不易，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，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“勿食我黍”公号。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，请勿复制。点击下列标题，延伸阅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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